19世纪中叶前后，在世界的东方出版了两本名著，这就是由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和日本近代化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8年生于日本一个下层武士家庭，1854年游学长崎，学习荷兰语。1859年出游横滨，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转学英语。1860年1月，随幕府代表团出访美国。1861—1867年间前后三次巡历欧美各国，其最早著作《西洋事情》即是游欧美的产物。明治维新后，在三田的庆应义塾专心讲学，并撰写《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大量著作。1901年病逝。）撰写的《西洋事情》。现就两书的撰写、出版、内容，以及它们对各自国家社会的影响，加以比较研究，从而阐明两个国家近代化不同结局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

第一，关于两书撰写的动机和资料来源。

《瀛寰志略》是1848年八九月间最后完稿的，共十卷本；《西洋事情》完稿比前者晚二十年，于1868年完成“初编”、1870年完成“二编”，也是十卷本。

徐氏写此书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启蒙中国人的无知和愚昧，把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世界的信息和成就告诉中国人民大众，以便让中国有应付新世界挑战的思想准备。而福泽氏写此书之动机是在“背着日本锁国的包袱，对欧美各国进行巡视”后，把出访期间的见闻告知日本国民。（信夫清三郎：《日本*史》第1卷，第314页。）《西洋事情》一书是福泽渝吉主要根据他在出访法国、英国、荷兰、俄国及普鲁士等国中所记的“日记”，并在回国后又参照一些西方著作加以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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