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当局人士对汉学的造诣不深，……‘武家’大都无知，不懂学问。这真是事实。而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断事大胆、活泼，但相对之下，知识非常浅薄。……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是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他们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自由自在地进行一切活动，这就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作风。……也就是说，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无知所赐。这样说大概也不为过吧！”（《福泽谕吉自传》第293—294页。）他还认为中国人由于“深受儒权主义的教养”，“能在脑中纵横乱书骄矜自夸的虚文”，对外面新事物的反映迟缓，行为不果断。照此逻辑分析，这似乎是阻碍《瀛寰志略》一书传播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瀛寰志略》一书，未能像《西洋事情》那样在本国传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在极端反动的太上皇式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一方面封建保守，固步自封，不容许改变祖宗传统的任何之举；另一方面，对海外世界新鲜事物不仅一无所知，反而持轻视、拒绝态度，死守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旧政体和祖传清规，从而堵塞了任何形式的自强、维新、变法之路。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切“自强”、“维新”及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近代化迟迟不前、始终未能发生质变的根源所在。而日本的*形势与中国不同。日本自1853年开国以来，逐渐认识到落后于西方，故而派使节团出访欧美，寻找治国之策。尤其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大张旗鼓地实行对外开放、“欧化主义”。所以福泽谕吉之书，正中日本国人下怀，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并被奉为经典，真正成了启蒙运动的宣言书。（参阅ひぅたまさき《启蒙思想と文明开化》、《日本历史》，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312—315页。）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徐继畬早在一百多年前，通过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和制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从而向中国人指明了时代潮流，提供了值得中国人效仿的近代化样板或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中华民族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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