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瀛寰志略》的成书则与《西洋事情》截然不同。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徐继畬搜集了有关西洋国家的几十种材料，并对全球各国的疆界、地理、物产、*、经济、文化及军事状况加以比较选材、择其可靠者而用之；二是引用了二十六种中国文献，对凡中国文献中论述海外世界部分的内容，均与西洋材料加以核对比较，选最准确的用之。（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46页。）

徐氏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为此，他先从美利坚人雅裨理获得了一册地图，然后又从厦门郡司马霍蓉生购地图二册（比雅裨理的图更为详细）。“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齐。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发卯至今，五阅寒署，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见《瀛寰志略·自序》。）

第二，关于两书的内容及其特点。

福泽谕吉的启蒙活动可以说是从《西洋事情》“这本书的出版开始的”。（水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版，第277页。）据载，该书主要给日本人的启蒙知识有：（1）西洋的*制度，如议会选举法等；（2）西洋经济和技术发展，如介绍机械工业、汽车、汽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的状况等；（3）介绍西洋的新的文明开化的福利事业；（4）介绍西洋的电信、邮政事业及其有关法令等。他说：“例如在*上，日本把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暗地商量事情称之为‘结党’。政府的布告牌（张贴法令的告学牌）上就明确记有‘结党为不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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