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字样，这是最重的禁制。而在英国，就有所谓‘政党’的组织。”（《福泽谕吉自传》第292、291页。）此外，他又讲到在西洋访问时，学到了有关西洋的法律、律师制度、邮政事业与通信法、电信事业与法等知识。还说：“其他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觉新奇的。一听到它的由来和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一边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我们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到处笔记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福翁自传》第291—293页。）由此可见，就《西洋事情》一书的内容而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都是一般表面的见闻，所以记得也很浅显。”（《福翁自传》第293页。）
拿《西洋事情》与《瀛寰志略》两书的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徐之书的长处，是全面介绍当时整个世界的地理、*、经济状况，而且不论从系统性、理论性而言，都比福泽谕吉的书超出一头。不过徐书也有不足之处，如生动性不够，文字也显得难懂些。
第三，关于两书的作用和影响。
福泽谕吉曾对他的《西洋事情》出版后，能否吸引读者表示担心。他说：“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即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像人们会把其中的所讲的内容试用在日本的实际上。”（《福泽谕吉》第277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西洋事情》一书的出版，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和一般国民的热烈欢迎，最高出售额达到25万册之多，成为明治维新前后流传最广的著作。（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277页。）日本人很喜欢这本书，认为：“建立文明社会，这才是一本好材料。”“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村的蝙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订的”。后来该书几乎成为朝野人士推行明治维新的指导纲领。更令人惊奇的是，明治政府所全力推行的“西化”运动“已超出《西洋事情》的范围，政府一步一步前进，果敢行事，相反在各方面都使作者为之吃惊。”（《福泽谕吉自传》第29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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