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公的书，尽管在内容的广泛性、系统性及其论证的逻辑性上，都比《西洋事情》要高深得多，书出版发行后，对清廷大员（如曾国藩）及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也均有一定影响，同时还曾传到国外，在日本京都重印出版，受到较高评价，如德雷克先生认为，“实际上，徐继畬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参见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170、155页。）但是，该书的社会效果远不及《西洋事情》。

在中国，对《瀛寰志略》一书，不仅一般中国黎民百姓无从知晓（何谈效仿呢？），就是清廷当局，也没有把它当作“自强”、“中兴”和维新变法的纲领与宣言。尽管总理衙门曾在1866年重印此书，但当权者因从根本上拒绝维新变法，非但不支持、相反却加罪于徐继畬。因而，他的行为和书中之高明见解未能得到肯定和支持。

《西洋事情》、《瀛寰志略》在各自国家产生不同作用的基本原因何在？

福泽谕吉在分析日本士人的特点时指出：“浅薄的《西洋事情》能够一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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