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3月20日）便写明禁运鸦片。美国与清朝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1853年率舰队逼迫日本开港的柏利，亦宣布禁运鸦片。秉承这种外交传统的美国代表哈里斯(TownsendHarris,1804-1878)在与日本幕府谈判时，便把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写入《日美和亲条约》[9](P105-109)。继美国之后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英、法等国也只得沿袭美日间的这种禁运鸦片的先例。因此，日本开国之际避开了鸦片之祸。故后来伊藤博文说：“与一国立善约，则他国遵之”[10](P18)。日本人既然未蒙鸦片之祸，1862年访沪的藩士们当然特别震惊于中国的烟毒泛滥，同时又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人出来呼吁禁止，即可阻挡鸦片流行。日比野辉宽在与中国官员华翼纶交谈时，即劝华氏出来挽救局面——
欢成：鸦片、邪教之有害于国家，不鲜少，今也公行，然而往往看饥饿之人，兄何不献白而救之？
华翼纶：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之一叹！[6](P173)
华翼纶身为县令，又曾率兵多次出战太平军，在与日本藩士交往时，颇有豪迈气概，但言及救治鸦片之害，他却自叹无能为力，足见此害之广、之深，决非一般性呼吁和举措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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