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19世纪70年代访华的日本汉学家竹添光鸿(1842-1917),也十分注意鸦片泛滥的情形,他作诗讽罂粟花——
翠袖轻飞不受尘,娇红艳紫殿残春;
前身应是倾城女,香色娱人又*。[12](P221)此诗揭示了在罂粟花轻柔香艳外表背后的*本质。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冈千仞(1832-1913)于19世纪80年代访华,也痛论烟毒“缩人命,耗国力”[13](P76),将“烟毒”与“贪毒”、“六经毒”并称中国“三毒”,认为“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13](P84)。这些论述与纳富介次郎等日本藩士60年代初的见闻相合,印证着林则徐1838年9月(道光十八年八月)的著名奏章:如果对禁烟“泄泄视之”,后果将是——
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19世纪中后叶的中国,正呈现出这样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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