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晚清中西交往的误区 |
 |
时间：2007-3-9 17:26:44 来源：不详
|
|
|
英美公使等提出的公使驻京，到内地自由游历、经商等直接冲击“夷夏之辨”的要求，在清政府看来是万万不可允许的，因为其与体制攸关；而免交欠税、废除广东茶税每担多交二钱等两项要求，虽然旧约中没有，但却仍可相商，原因在于这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并未影响天朝体制。事实上，保持天朝体制一直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1850年3 月下旬，英国领事阿礼国遣翻译麦华陀到天津欲向大学士穆彰阿、耆英投递公文，路过上海时，咸丰帝就认为这将导致“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于是严令两江总督陆建瀛要“剀切晓谕”，令其“废然而返”。[11]（P12－13）四月十九日， 英人等乘火轮船到达天津，咸丰帝一面勒令直隶总督及沿海地方官员不动声色，密为防守；一面又极力设法让英人南返，（注：事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16—21页。 ）并且作为当时中外交涉的首要目标，其目的就是为了“崇天朝体制”。在天朝体制中，“中外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本无外交之义”，外国使臣的外交文书也不能妄投。只有两广总督奉有兼办夷务之责，故而凡中外交涉事件，皆应由两广总督处理。因此，尽管英美公使北上上海、天津，清政府总是严令地方官千方百计地设法让他们返回广东，以符天朝体制。其次，中国传统的“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的外交原则，使得清政府面对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仍然无法充分意识到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一直坚守“宗藩关系”的外交原则，即“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即使是面对俄国不断侵凌中国东北，清政府也认为“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