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晚清中西交往的误区 |
 |
时间：2007-3-9 17:26:44 来源：不详
|
|
|
，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12]（P445）一味要求中国地方官员“不动声色”，“密为防范”，“不可轻起衅端”。一有争端，则无力与之抗衡，只好以“怀柔远人”为借口，将土地、利权等拱手相让。由此，沙俄不费一枪一卒，就从中国东北掠取了大片的土地和其他权益。对于英国等西方殖民者，清政府也认为“我驭夷之法，不过责其恪守成约”，“若竟自破藩篱，彼更有词可藉”，[13]（P457）中外交往，“当以信义为重”。对于清政府来说，以德服人、以信义为本的传统的对外关系准则仍是处理中外交涉的主要准则，对于屡屡进犯、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者，恪守条约仍是清政府与之交往的首要原则。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修约谈判的每一具体谈判过程中，“坚持成约”都是清政府谈判的主要根据，也是其争取的主要目标。“中华官员办理外国交涉事件，总以条约为凭，倘在条约之外，则非所与知，亦毋庸任咎”。[5]（P292－293）同时，清政府一再强调中外交往应以信义为重，“驭夷之道，惟有钦遵节奉谕旨，坚持成约，示之以信，折之以理，抚之以恩三者而已，舍此实无善策。”[14]（P348）因此，清政府认为，《望厦条约》等规定的12年后条约重新修订也只能是在旧约的基础上的具体的枝节的变动。殊不知，近代的一切条约都是西方列强用于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一旦条约成为其榨取利益的障碍，并且自身的武力又足够强大时，条约就成了废纸。因此，重信义的外交原则却使得清政府对于英美等国公使提出武力解决时，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三，对于清政府来说，每一条约的签订，都是清朝给予外人的恩赐，也是清政府怀柔远人，实行其羁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是，清政府认为“夷性犬羊”，总是提出无厌的要求，并且常常“虚声恫喝”，因此对外谈判总须“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俾不至更萌妄念，方为妥善。”[15]（P307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