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也相应改为全力表彰：“新闻纸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并与国中既有的品类相比较，认为：“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这一更改，也与《日本国志》突出“新闻纸论列内外事情，以启人智慧”（注：《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的说法趋于一致。
具此认识，1895年归国后，黄遵宪即有办报的意识。其言，“见当道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注：光绪廿八（1902）年十一月一日函，《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第376 页， （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显然已将报纸视为最有力的启蒙工具。因而，1896年，当维新派团体强学会被封禁后，黄遵宪立即“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并“自捐金一千圆为开办费”，又写信请梁启超加盟，“专任撰述之役”。这即是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赫赫有名的《时务报》。且开办之初，事无巨细，黄氏均一一过问：“创办时所出印公启三十条，系由（梁）启超初拟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英文翻译乃由黄托人代请，东文翻译古城贞吉，亦由其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甚至“其致函各处劝捐，托各处派报，亦多公度之力”（注：梁启超：《三十自述》，《（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上册，（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梁启超：《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知新报》，第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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