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就在黄遵宪托付梁启超代达心事的同一信中，黄氏先已道破玄机。这就是以保卫局“寓民权”之意。而其一念发动，则源于出使日本等国的经历：

自吾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国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敝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

经百般推求，黄遵宪最终认定的救国良方，正是他许为“西法之至善者也”的警察制度：

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

到湖南后，此志幸而能付诸实行，自然令黄氏大为欣喜。而其说动陈宝箴之词，也只是为避免人去政亡之患，必须“官民合办”，“民食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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