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职权，不特徒拥虚号已也。如是显见其一起义即正位天王，必无于武宣再行‘即位’之理。”从而进一步断定：“洪氏于起义前早已以天王资格或身分自居（十四年前即如此），至起义时即公开宣布国号王号，实行天王职权，立储君王娘，封主将百官，颁诏书军令，皆次第施行，无再行‘正式即位’之事。”但在谈到洪秀全何以定二月二十日为复活节时，不得不说“除附会基督升天‘复活节’而强以自己登极一并纪念之外，我仍莫名其秒，只好暂视此为太平天国史之又一大谜——定为悬案未决而已。但若不以附会‘复活节’之说为然，而坚持‘正式即位’之说，则我们又找不出何以并称为‘太兄登极’的理由了”（注：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第371、370、371、371、369－370、396、370－371页。）。他最后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困惑之中，应该说这是他的错误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不可否认，在客观上也因受到所掌握史料的局限。简又文先生的研究，最后便不自觉地钻进了死胡同。
第三，尽管简又文先生对此问题不可能做出最后解决，但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确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思考价值的问题。他说：“《天平天日》有句曰：‘此时干王洪仁玕染病见天启奏主曰：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洪氏三十八岁之年正是道光三十年庚戌。如其翌年二月方‘登极’，时年已三十九岁，登极之前当不是‘天子’，则《太平天日》之官史的记载，岂非失实？但这是无可能的。我认为这是断定此问题的铁证。”（注：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第371、370、371、371、369－370、396、370－371页。）的确，这是证明“天王登极”于何时的有力证据。这表明，他本来已经到了揭破这个历史之谜的边缘，但因为他死抱着“天王于起义之时即位”的成见不放，最后仍然为不敢往庚戌年（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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