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三)225页)在这里,石达开虽然维护太平天国分“男行”、“女行”的社会组织形式,但他主张的这种男、女分“行”只是作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分工方式。石达开主张“禁绝”的是“污俗”娼妓,他明确地提倡一夫一妻制。我们从上述两个对同一事项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者,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是不尽情理;后者,既没有宗教色彩又比较切合实际。
宗教信条,在旧式农民革命的初期,曾起到一定的组织农民群众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僵硬的宗教信条,便越发明显地暴露出它的消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死抱着远远脱离实际的宗教信条不放,就要脱离群众,有害革命。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践中,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当中,石达开具有最突出的可贵之点,正是在于他不拘泥于宗教信条,有比较清醒的头脑。不能不说,石达开所以能在起义后的多年革命战争中一再克敌制胜,大显军威;所以在广大军民中赢得了较高的威信,除了革命的整体力量而外,就石达开个人而言,一个主要的因由正在这里。反革命“湘军”将领左宗棠说,在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中“见存者,惟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第17页)其他敌方材料也记载“翼王石达开,素蓄大志,假仁义以笼络其下,‘贼’争附之。”(《平定粤寇纪略》卷十五第24页)我们抛开这些材料中的诬蔑之词,可以说,这正是从反革命嘴里道出了石达开在太平天国革命将领中具有超众才略的事实。可见,忽视对革命实际状况的分析,尤其是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仅仅以石达开没有完全按照太平天国初期制订的某种“制度”,甚至以没有按照某种宗教信条行事为根据,就断定他“篡改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路线”,说他进行了“复辟”活动,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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