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石达开在平定韦昌辉叛乱中大义凛然，因而他便进一步得到了广大太平军将士的信任。当石达开回京之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石达开在这次“提理政务”期间，依然没有排挤洪秀全和进行任何“擅权”活动的表现。他在一八五七年出走时说：“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和行动是相符的。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他在组织、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不朽的功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单纯的农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不朽的功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单纯的农民革命领袖，在他身上必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弱点，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当平息了韦昌辉的叛乱之后，天王洪秀全并未能从这一严重的事件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只是消极地采取了怀疑一切的错误态度。此后，他“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众。”。当合朝文武拥戴石达开回京辅政时，洪秀全却产生“不乐之心”。他违反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意愿，居然把他的“又无才情，又无计算，一味古（固）执”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福二王，并通过他们“挟制翼王”。尤有甚者，当石达开在回京辅政期间，洪秀全又逐渐“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对石达开采取了“软禁”式的措施。洪秀全对石达开采取这一系列的错误作法，严重地限制了石达开的作用的发挥，“朝中之人甚不欢悦”，广大太平军将士对此是十分痛心的。于是，在石达开面前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屈从洪秀全的排挤和控制，还是公开与洪秀全抗衡，以打破这种紧张的局面？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石达开采取了前种办法，也只不过是起着延缓矛盾公开化的作用，并不能消除革命内部孕育的新的危机的根源。后种办法，势必使天京悲剧立即重演。结果，石达开作出了另外的选择，走上了“出师再表真”、单独抗清的道路。同样，由于许多太平军将士对洪秀全等人采取那一连串的错误作法“甚不欢悦”，造*心离散，才纷纷跟随石达开出走远征，从而使整个太平军分裂。后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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