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六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军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弁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过了两个月，据载：“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赢弱者遣汰添换，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枝，乃足以资剿办。”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崇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薮，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鄱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驻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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