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对《天朝田亩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的考查中，可以看到它是顺乎历史要求，合乎农民需要而提出的。它的平分土地的方案对封建地主所有制予以坚决地否定，因此，它将为中国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解除其束缚，并为其发育成长创造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天朝田亩制度》在这里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意义和进步性、革命性，往往为历史家们所忽视或低估，而列宁却对农奴制束缚下农民平均土地的主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列宁明确地指出：“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这是对农民最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的形式”。

　　在同一文章中，列宁接着强调说：“现在农民希望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乌托邦，而是革命，完全符合革命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最科学的含义。夺取了土地并分配了土地，会给资本主义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创立基础。”(此两段引文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五○——四五一页。)

　　列宁又在《两种乌托邦》中，对民粹主义平均大地产的主张评论道：“这个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事业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五二页。)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整个上层建筑砸碎得越彻底，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得越顺利。中国在当时乃至以后，正是由于没有进行过这种大扫荡，故而历史发展总是走着如此迂回而又缓慢的路。

　　问题至此已经明白无误，《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已经可以解决了，但是，有些论者还是疑团未释，他们认为：《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打碎旧的枷锁，却又给当时的社会发展套上一付新的枷锁。这就是所谓其“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公产主义”——实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并谓其在当时也是反动的。马克思曾诙谐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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