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常课内容主要包括：（一）读《公羊传》、《春秋繁露》，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诸子语类》；（二）主讲学术源流，“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并及于文学中的书、画、诗、词各流派，“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三）读“清儒经注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5]（第25页）[21]（第237页）
除读书、讲学之外，“草堂”学生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课，即“功课簿”：要求每人将读书之疑问或心得写入功课簿，每半月呈缴一次，作为“万木草堂”一件重要制度。[21]（第237页）从学子们回忆起的功课簿内容看，读书的疑问和心得也主要侧重于中学之内，而非西学，如梁启勋对于“儒家哲学不言利”的质疑等。
与旧学书院相对立的“草堂”新学，并不表现为西学特征，而是以会通中西为基础的新的学术文化，并且更多的体现了中学的特征。“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所不讲，此皆为各大馆所无者，以其不适于科举也，莫不群相非笑。”[22]（《妇孺韵语》）新与旧的对立，主要体现为是否“切于时务”和是否“适于科举”，而并不主要体现为西学的引入。从其讲学和课士的内容来看，与旧式书院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新固新矣，却未必西也，而仍然具有典型的中学特征。这一特征通过作为学纲的“长兴学记”凝练为“万木草堂”立学的宗旨。如“长兴学记”分科图表：[2]（（四），第13页）（见表1）
通过“长兴学记”的分科宗旨，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西学在康有为新学体系中占有的地位是十分有限的，只是在分科的具体内容中包含了西学成分，如“义理之学”中的“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的“万国史学”、“数学”和“格致学”；“经世之学”中的“*学原理”、“万国*沿革得失”、“*实用学”及“群学”等；而在二级学科分类中，则基本是沿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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