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讲学内容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即以公羊学为中心讲义”，宣传其“改制”和“大同”思想，由此在桂林地区“引起学者之怀疑批评，国人之学术思想，遂生一大变化”。[21]（第257页）

第二次到桂林讲学的方法与侧重点与第一次略有不同，从讲学方法上看，第一次完全依照“万木草堂”规则，第二次“则定为朔望讲学，庚子拜经”由学子根据《分月读书课程表》自行研读，作成札记或心得，由康批答；从侧重点而言，“其第一次讲学，注重在学术，以为今文学运动之开展，如所讲者，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其第二次来桂讲学，除仍指示研究学术方法外，对于文化、*，统顾兼施……为提倡文化教育之开端，亦*改革之先导”。[21]（第282页）但是，即使如此，康有为第二次桂林讲学也“仍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专注今文学运动，《礼记·礼运篇》则言其概略”，而《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春秋繁露》、《宋元学案》诸书，“随时摘要讲演”，“凡足以发挥今文学之要义者，俱旁征博引，以证今文学之真传未坠，益导之为主流”。[21]（第272页）可知，康有为桂林讲授的新学与“万木草堂”的新学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教人购西书，读西文”，但其学术文化的主体部分（无论是分为四科的义理、考据、经世、文章之学，还是春秋公羊学及各学派的源流等）都难以归属为西学，而只能归属于中学。

徐仁铸的《轩今语》作为湖南“时务学堂”传播新学的纲要，曾对康有为的新学体系择要介绍。其内容概括为四：

（一）经学。“当讲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经学当以通令为主义；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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