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学。“诸子之学，可与六经相辅而行。……诸子之中，可分为两种：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学皆出于孔子，宜先读子学流派各书，以知其大概。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

（四）宋学。“宋学为立身之本，不可不讲；宋学宜先读学案。朱子书宜读语类；诸儒文集宜择读。”[3]（第33～34页）

从“万木草堂”的学规，到桂林讲学的宗旨；从徐仁铸《轩今语》再到“时务学堂”的10条学约（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康有为学术文化体系的基本精神和特征“不过略采西国学制，兼取新说”，“合中西之学并为一谈”而已。[3]（第38页）“以中西学课士”，[2]（（四），第127页）并将西学融会在他创建的新的中学体系之内，是康有为新学的明显特点，这体现了他学术文化上“化西为中”的时代性；但他创立新学和传授新学的立足点却又是中学，更多地体现为“以中释西”的民族性。

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先进之士不断追求文化革新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这一发展的时代高度。“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19]（第215页）而这个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与其说是西学的移植，毋宁说是传统中学的近代模式，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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