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构建“民权”理论方面，去为建立“民权”*提供基础，而是各自根据不同的思想背景，提出不同的“民权”建设操作方案。缺乏“民权”理论的支持，“民权”说容易随历史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维新派干将们在晚年大都和早年截然不同，“民权”完全被“君权”所笼罩，这一变化，有他们理论自身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理论不成熟不完善，行为自然易变化有矛盾。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民权”理论的支持，维新派干将们相互之间也矛盾丛生，他们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歧，不仅是*主张、阶级利益的冲突，而且也是他们各自“民权”说所依据的哲学思想的分歧。相互分歧并前后矛盾的维新派“民权”说，不能形成一个拳头，发挥出集中、稳定、有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一点，既令人惋惜，又让人可以理解。
近代中国“民权”派，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民权”理论，可以理解为他们还来不及进行漫长、细致的理论准备工作，面对封建皇权和帝国主义强权的双重压迫，而被迫急切地起身仓促应战。到底建立什么样的“民权”社会，怎么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理想社会，维新派、革命派及其内部相互间各有不同的意见，但又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在实践上，维新派“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对“君权”事实上没有触动，“民权”建设局限于语言文字和观念。而革命派虽然革了“君权”的命，建立起以“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但很快就被北洋军阀扼杀在摇篮之中。以后，“君权”通过变相的形式如军阀割据等事实上延续下去，而“民权”仍只是局限文字、观念和理想。结果，事实上仍无时无刻无有“君权”而仍无“人权”。维新派提出的“立国权”，即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直到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才获得。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权”建设在理论上朴素幼稚，在实践上屡受挫折，没有取得大的成果，当然可以看成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表现。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西方“人权”理论的方式、方向却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西方“人权”理论中的“人”，是反神权、争人权运动中的人，是人文主义运动中的人。在理论上，这样的“人”是抽象的个体的自然人，但其实质却是资产阶级。只不过其阶级实质是在后来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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