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权利”义务化。西方“人权”理论中的“权”，是权利，这种权利被认为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它决不是义务。中国资产阶级“民权”说中的“权”，更多的不是权利，不是人民大众的权利，而是人民大众的义务，只是君主专制的权利。这种“民权”与其说是人民大众的权利，不如说是对人民大众权利的限制，设置条件等。西方权利主义的“人权”理论被改造成为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广大民众为国家、君主尽义务的义务主义的“民权”说。

归纳起来，西方“人权”理论被引入中国，经过“四化”即“人”民族化、“契约”法纪化、“个人”集体化、“权利”义务化的改造，而变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专制服务的*主张。表面看“人权”与“民权”，只改了一个字，但其内涵已面目全非。在这种主张中，“君权”、民族权等获得详细阐释和维护，而全民族每一个人最广泛、最充分的个人权利被冷落甚至忽略。

其实，中国资产阶级改造西方“人权”理论所涉及到的矛盾，如人权与民权、民权与君权（民族权等）、抽象的人与具体的“民”、个人和集体、契约与法纪、权利与义务等矛盾，是任何关于人的权利的学说所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课题。西方“人权”理论，本着西方原子论、罗马法和关于上帝的信仰的传统来解决这些矛盾，而使自己的理论带有权利主义、契约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等特征，表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致思倾向。中国资产阶级“民权”说，不自觉地也沿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一体、天人合一、经世致用的传统来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带有集体主义、法纪主义（或礼法主义）、义务主义、现实主义等特征，从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色和致思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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