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理论支持下，国内不断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得以站在维新派“民权”说的肩上，提出更彻底的民权主义的“民权”说，这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学说。如果说，从维新派的“民权”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说，这中间有进步的话，那么，维新派“民权”说恰恰是这一进步历程的起点。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学说的根芽，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说则是这一根芽茁壮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
总之，维新派的“民权”说，往前看，超越了过去封建地主阶级的“民本”思想，而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朴素而博杂的法哲学思想；往后看，维新派的“民权”说，开辟出中国资产阶级法哲学的新时代，不仅成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民权”说的源泉和基础，而且也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借鉴。维新派的“民权”说，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上，在中国“民权”学说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从“民本”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折点，是中国“民权”思想从无到有的转折点。在它指导下的“百日维新”的“民权”建设实践活动虽然失败了，但留下的思想材料和经验教训仍有其历史价值，足以启发后人沿着“民权”建设的路子继续走下去。
五、几点批评
总的看，中国近代“民权”说，缺乏一种比较系统的哲学（包括人学、权利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系统的“民权”理论。就维新派的“民权”说来看，皇权观念、“民本”思想、西方“人权”思想等，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熔为一炉，杂糅一处，在理论上显得朴素而幼稚。维新派提出“民权”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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