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不同，宗教在中国儒家思想的抵制下，从未爬上正统的宝座。中国反封建斗争一开始，就必然将予头直指封建君主。欧洲以“人权”抗衡僧侣“神权”的斗争形式，在中国就不能不变为以“民权”对抗“君权”的特定形式。中国近代“民权”论中的“民”，其实是“人权”之“人”的具体化、丰富化，同时也是中国化的限制。因此，一方面欧洲的“人权”论在中国以“民权”的形式出现，强调反帝的内容，重视民族权、国权等集体权利；另一方面又对欧洲“天赋人权”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个人自由、平等、财产私有权利的重要意义。

一、谭嗣同的反君权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嗣同。他的“民权”说首先严厉批判了“君权神授”论。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自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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