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维新派有皇权观念束缚着“民权”观念，但毕竟不等于“民本”思想。仅从权利根源处考虑，“君权”高于“民权”的地位，在维新派那里，似乎并不是“神授”或“天赋”如此的。而更多地来源于现实国际*斗争中中国要“立国权”的实用需要，源于全民族建立近代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共同心理要求。换句话说，维新派“民权”说中“君权”的突出地位，建立在一定时期爱国家、爱民族的心理基础上。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爱国爱民族的感情也可以完全否定“君权”的较高地位，甚至否定“君权”的存在的必要性。后一点，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民族心理基础。为“立国权”可以“尊君权”；为“立国权”也可以贬“君权”，弃“君权”，革“君权”的命。在这里，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拥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也运用着共同的实用主义的“民权”说思路。

上述分析说明，维新派的“民权”说一方面利用民族心理突破皇权主义观念的窒息，使近代意义的“民权”观念得以破土而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的“民权”说，既杂糅进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中的一些成分，又杂糅进心理学成分，使他们的“民权”说既不是纯粹的法哲学思想，又不是纯粹的心理学看法。在逻辑上不纯粹，不系统，使他们的“民权”说多流为感觉基础上的一种意见。理论思维不足，是维新派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说的致命弱点。

但是，维新派毕竟提出了“民权”说。从“民权”破土而出的瞬间，它就始终是外在于“君权”的对立因素，是“君权”所不能先天主宰的对立物。在西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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