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维新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像梁启超和严复这样的“君民同权”论者，其中一位右翼代表人物就是谭、梁二人的老师康有为。他主张在*上学习西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为此，他专门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考》等书，指出中国弱政的根源在于“行专政政体”，主张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戊戌年，他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指出：“应知天下为公产，应全民权救我疆。”[3](P208)他的这个“公产”，就是他在代表作《大同书》中所阐述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据说，在那种“公产”社会内，“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臣君统领”。他提出了“三世说”，把美国的民主说成最理想的“太平世”。
康有为的“民权”说的根本弱点在于依皇帝之权争民权。他的变法活动也是“首商尊君权，次商救民萌”[3](P247)。在他看来，当时只能搞“君主立宪”，要“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实际上是要求封建政权照顾一下萌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极不彻底的半截子“民权”说。
当着民主革命日益深入之时，康有为就成了反对“民权”说的一员干将。他组织过“保皇会”，对抗民主运动；他提出过民主越不彻底越好的谬论，对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拥护袁世凯当皇帝，攻击当时已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他通电冯玉祥将军，对清室被赶出故宫表示抗议；他临死时，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感谢清朝皇恩。戊戌政变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派人争取他，均遭拒绝。他心甘情愿当清朝“忠臣”。
值得注意的是，连康、梁这样保守甚至反动的“民权”说，当时的清朝守旧派大官僚都表示反对。以《翼教丛编》为言论代表的一大批清朝守旧政客，对这种“民权”说大肆攻击，说什么康、梁的“民权”说是背叛“君父”，隳坏纲常，蔑弃人伦。他们把“民权”说视为洪水猛兽，拼死反对，完全暴露了他们的皇权主义观念和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保守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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