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中鼓吹“民权”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2]（《饮冰室专集》）的梁启超。

“誓起民权移旧俗”[2]（《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这是梁启超的理想。在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他就“醉心民权革命论”。他的“民权”说，也是首先揭露君主与民主的对立：“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2]（《饮冰室文集》之一）他同样把中国历代君主斥为“民贼”，并极力主张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2]（《饮冰室文集》之一）。“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2]（《饮冰室文集》之三）。

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仍然在《新民丛报》和《清议报》上宣传“民权”，详细介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热情称颂《人权宣言》。他指斥“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因而“专制久而民性漓”[2]（《饮冰室专集》之四）。他还比较辩证地说明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为“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应相均”，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犹如磨砖以求镜”[2]（《饮冰室专集》之四）。

然而，梁启超宣传“民权”的宗旨是在“民权”与“君权”之间搞折衷。所谓“君权与民权合”[2]（《饮冰室文集》之一），乃是他一生的信条。他所有关于“民权”的论说，均未提及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