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虽未直接参加戊戌变法，但他实际上也是这一维新运动中的重要“民权”理论家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法哲学思想等，在中国都是他首次系统介绍的。他借卢梭的人权论反对君权，但是，同梁启超一样，他并未由此得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结论。他所希望的是“君主立宪”。1909年，清政府在革命大风雨到来的前夕，赐他“进士出身”，他欣然接受，反映了他的“民权”说只不过是一种半截子“民权”而已。

“民权”问题，是中国近代法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从法的角度讨论“民权”，是严复“民权”说的又一特点。在《法意》的按语中，他不同意孟德斯鸠的自然法观点，认为“国有*谓之法”，“物有是非谓之理”，后者不是法，前者不是理。法既是国家的*，有强制性、后天性，而“天赋人权”的说法，严复也不赞同。但另一方面，他又从法学角度，认为无思想、言论犯罪。法律所惩罚的是行为，这是法律家“至精扼要”的观点，思想、言论都不应是刑律惩治的领域。如果惩治思想、言论，就陷于专制了。实际上，他又从法学角度，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西方“人权”理论中的部分内容的先天不可侵犯性。那么，“民权”是不是具有“先天性”呢？严复对此似乎有困惑。但这已经是“民权”理论问题本身的困惑。“民权”理论，包括民权的根源、民权的特征、民权的意义、民权的内容、民权建设方案等。其中，涉及“民”的问题、民与人、国家、阶级、民族、社会组织、家庭等诸多问题；涉及“权”的问题、权利与权力、利益、义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进行专门讨论，“民权”理论也建立不起来。民权与君权的关系，只是“民权”理论中并不很重要的内容。严复利用自己较丰富的“西学知识”，来讨论“民权”中的某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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