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新派中，严复、梁启超是最了解西方“人权”理论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在君权、民权之间搞折衷调和，更多的不是源于“民权”理论——他们其实并没有系统的“民权”理论，而是依据于现实社会历史任务的一些想法，即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要统一起来，要有“君权”，才能完成反帝的任务，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又要有“民权”，才能完成反封建君权的任务。两大任务相互结合，就是“兴国权”。他们两位要兴资产阶级的君权，同时要兴资产阶级的“民权”。提出“君权与民权”结合以兴国权的“民权”说，有其历史背景的根据。谭嗣同局限在反君权中不能自拔，梁、严二人则依据西方“人权”论，提出“民权”说，将“民权”与“君权”杂糅起来，可以说走出了谭嗣同的困境。抓住“民权”这一根本，权利学说就有了光明的前途。而由“兴民权”以“立国权”，又使“民权”说具有了中国特色。“民权”不是终极目的，也不是现实的最终目标，而是国家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手段；讨论“民权”的“民权”说，主要的不是法哲学问题，而是国家、民族改革或革命理论的建设问题。近代“民权”说，既充当法哲学的民权理论，又充当改革或革命的理论，难免左右拉扯，不三不四。在没有系统学习西方“人权”时，面临现实问题的急切追问，维新派们便仓促冲上讲台，所讲的话语难免*多于理智，感性压抑理性。“民权”的实质并没有说清楚，种种说道，反有掩盖“民权”实质之处。这些弱点是维新派的通病。

三、康有为的尊君权与兴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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