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1](P50)他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1](P53)他尖锐地指责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的历代君主都是“大盗”,特别痛斥清室把“天下”当作自己家传的“私产”,把四万万中国人当作“娼妓”蹂躏,“无复人理”。[1](P48)他甚至表示愿意投身于农民革命的行列,“求为陈涉”[1](P54)。这些言论显然是以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大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
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不仅对君主专制作了严厉批判,而且锋芒直指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三纲五常”,并以他的“仁”与之相对立。他认为“仁”的最大特点,就是“通”。“通”,又以“平等”为惟一依据。“平等者,致一之谓也”,即大家都应当平等,其中包括君臣、君民平等、男女平等,等等。这种议论,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一切进步思想家和维新派其他人物。
谭嗣同反君权最激烈,但对“民权”本身却几乎没有讨论。在他内心深处,君权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戊戌变法失败,他义无反顾地上了君权设置的断头台,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民权说,没有摆脱君权的束缚;对“民权”建设,反不如其他维新人士那么有理性,有信心。
二、梁启超、严复的“君权与民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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