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系北京强学会的提调，又有正董总董□名(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卷，《陈炽传》。)。陈氏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销假，军机大臣于是日递有《章京陈炽服阕仍在额外行走折》，当日即奉旨“知道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军机奏片。)。五月初，陈氏即被编为汉军机章京头班入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军机处递章京各单。)。翁同和乙未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中曰：“陈次亮炽来见，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遗，其实纵横家也。”(《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不难看出，陈炽所处地位之重要。他实际充当了维新派与帝党之间联系的桥梁。
其余三个折片，则可能均为协办大学士徐桐所递。徐氏这一时期所递折片甚多，发交督抚讨论的则可能有闰五月十九日所递《遵议兴利裁费敬陈管见折》，该折贴有红色标签，其所拟兴利裁费办法为：补抽洋货以开利源、清查海关以增公项、整顿招商局以收利权、稽核电报局以清官款、酌收纱布捐以益公帑、裁汰冗员以省浮费、钩稽军饷以归实用、停止贡献以核浮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徐桐《遵议兴利裁费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九日递。)。徐桐的另外两个折片，分别为《和议虽成，武备难缓，仍应选将练兵以固根本折》及《枪炮宜制造一律片》，亦均为闰五月十九日递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军机奏片》。)。
据上述可知，光绪帝在甲午战后，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是在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开始的。但康氏条陈甚长，在发交各省督抚议核的抄件中，似不可能全文照抄，而只择其要者，而且，将康折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广东巡抚马丕瑶所递《议核康有为等时务条陈折》即可看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马丕瑶《议康有为等时务条陈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其四，关于《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与坊间流行各种刊本的异同问题。
康有为此书的最大争议外，即在于他在这次条陈中，究竟是否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设议郎”的建议。台湾学者黄彰健在其《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并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一文中，即明确断言：“这种意见（指设议郎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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