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以为前书所陈条理节目，详细繁重，末由一旦具举，故复草一书，力言缓急先后之序，深察中国之势，期于可行，扫拨陈言，曲折层累，冀以上启圣聪，立救危败。时已授官，分隶工部，于闰五月八日在本部递之，部之五堂悉画稿允奏，顺德李文田方摄部事，误中构扇之言，谓先生所著《广艺舟双楫》于其书法颇有微辞，因抱嫌排挤，独梗僚议，甘为炀灶，实则先生于李某向薄其人，而爱其书，《广艺舟双楫》中未尝攻之也。本部既阻，乃移而之都察院、督办处，皆以李既阻阏，不便因此失欢，遂壅上闻。”(《南海先生四上书记》。附录徐勤《杂记》。)
徐文所记，朴实无华，并未涉及孙家鼐为代递康折“累书并面责”李文田之事，当为信史。且徐文明确指出，康有为此书于闰五月初八日在工部呈递，亦较明确。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到，其第三书上后，光绪帝“俛采□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南海康工部条陈胶事折》（丁酉木刻），第2页。)这里，康把呈递第四书的时间，说到乙未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下令疆臣会议康第三书以后的事，实为论说有误。康有为呈递第四书的时间，应以《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为准。
再有，关于《上清帝第四书》的内容，黄彰健先生以为进呈本“应无设议院触犯时忌语句”(黄彰健：《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并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内容相合》。)，管见不敢苟同。康有为此书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这在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不可不辨论清楚。黄先生由于对《上清帝第三书》在设“议郎”等问题上的判断失误，导致了他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以前在议院、国会问题上得出一系列错误结论。首先，在当时条件下，提出设议院似不宜笼统视作“触犯时忌”，因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说的议院，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议院有着质的不同。这种议院康有为在第四书中具体的论述：“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正因为如此，在百日维新期间，丁立瀛、阔普通武等许多人都直接上书请设议院。其次，黄先生亦注意到了这一点，即戊戌政变后，广东地方官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即提到“第四书粤中云已开刻，则无须更写。第一书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无须更写矣。”(《梁启超致康有为函》，见《觉迷要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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