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个洋务实业家、也是个*活动家。他是洋务的后起之秀，也是维新变法的后起之秀，其“变法”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年。甲午战后，他走上“实业与教育救国”的道路，也走上维新变法的*舞台，战前与康有为结识，1894年与康结交。次年列名强学会，参与变法活动，还想自己组织类似的团体。先后撰写《农会议》、《商会议》，递呈了《请兴农会奏》、《农工商标本急策》等革新建议。又匡赞创立第一所女校，提议《时务报》扩大维新宣传。百日维新时，拥护变法新政，筹备上海商学会。但他属于温和派，劝康、梁变法“勿轻动”，不赞成“骤变”。其变法主张是“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法久必蔽，蔽则变亦变，不变亦变”（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2，变法平议。)。这话虽然是在1901年的《变法平议》里说的，但他的变法思想已在戊戌时期形成，并贯穿于他的变法活动始终。这话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说的“法久必变也”，“天之道也”，“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变法通讯》。)，是一致的。他始终是维新派的同志和朋友。

　　李鸿章，甲午战后“闲居京师”，后又出访欧美，使他“顿扩灵明”。回国便向慈禧太后、光绪帝“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变法”（《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676页。)。对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他明里观望持重，暗里同情支持。因为深知“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格外小心”（苑书义《李鸿章传》第353页。)。但“变法”是他的素志，意欲参与维新运动，“自愿捐金二千”加入强学会，未被接纳。上海强学会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他支持废八股，兴学堂，声称“取士之法。亟应变通”，相信八股废，学堂兴，“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牍》第29页。)。维新运动期间，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未出场的支持者和赞助者。

　　黄遵宪、汪康年更不待说，活动如前文所述。黄是上海、湖南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汪代表张之洞主持上海强学会和《时务报》，参与维新，并发表政论，主张“改革政体不可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04页。)，与张的旨意相违。刘坤一、王文韶等继续推行新政，举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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