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至1898年，洋务派积极支持参与维新，与维新派结成了联盟，在某些地区起了组织、领导作用。这是主流。同时又力图将运动限制在洋务新政的范围之内。“中体西用”是两派合作的思想基础。在不违背这个原则时，洋务派能够与维新派合作，否则就要“纠谬”，就要施杀威棒。他们不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反对用“孔子纪年”，更反对“兴民权”，至于讽刺洋务，直言犯上，违许纲常，触犯圣学，涉及满汉问题时，他们就要干涉，就要出来“劝学”，教训了。1897年冬到1898年春，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冲突加剧，一股*暗流汹涌而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人物迅速“撤退”，《劝学篇》应时而发。在顽固派、守旧势力的上下攻击、反扑下，洋务派终于全数撤兵后退。张之洞如此，陈宝藏也如此。维新派失去有力的同盟者，也陷入困境，锐气全消，被迫妥协。

四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由此引发维新变法浪潮再度高涨。1898年春，维新派云集京都，痛陈危局，呼吁变法，一时朝野震动，“人思自奋，家议维新”（《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245—246页。)。光绪帝终于被激昂的维新志士所打动，不甘做亡国之君，决心变法。洋务派也卷进“变法”大潮，但他们通过参与以操纵“变法”，左右政局。这时，帝党，后党、洋务派、维新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变法一开始，各派之间的斗争就尖锐激烈。年初，光绪帝令总理衙门召康有为辩论变法大计。会上，后党头子荣禄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张荫桓、廖寿恒关心的是怎样变法。帝党首领翁同龢支持变法。康有为坚持仿效日本变法，且提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南海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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