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帝党与后党的矛盾发展为主要矛盾，帝党与维新派结合，后党与顽固派结合，洋务派游离于帝后两党之外，见风使舵，左右摇摆。这时，后党要保住权势，阻挠变法。帝党欲借变法图存，借变法夺权。帝党与洋务派李鸿章因甲午战争主战主和之争，关系十分紧张，光绪欲起用张之洞主持变法，因多方掣肘，决心不大而罢。帝党对维新派怀有戒心，翁同龢言康有为“居心叵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46页。)。顽固派至始至终反对变法，攻击康梁维新派“心怀叵测”（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4。)。洋务派不赞成维新派的“急变”主张。同时又因李鸿章“威脱权劫”，闲居京师，洋务派势力削弱，只好屈从后党，与维新派貌合神离。百日维新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局面中开始。

　　这里要特别指出，从1897年到1898年（即汪梁之争到《劝学篇》出笼），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洋务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中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进行政权体制改革，即效法西方的*制度，改官制，开国会，设议院，立宪法，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在对比总结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时指出，日本学西方成功，中国学西方失败，就在于中国求其“末”而舍其“本”。谭嗣同，严复对于洋务派变法失败的原因也作了类似分析。这场争论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中体西用”问题展开的。张之洞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即“本”不能“变”，“用”即“末”可以“变”，可以“效法”。维新派坚持中学之“体”、“用”都要“改造”，西学之“体”、“用”都可以“效法”。但是张之洞的貌似调和的主张，不仅慈禧太后能够接受，而且得到光绪帝的支持。这样，百日维新也就沿着洋务派路线发展下去了。即使如此，仍遭到顽固派，后党的阻挠和反对。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与帝党终于结成联盟，促成变法的展开。6月，光绪下诏变法。维新派康、梁、谭等参与变法新政的制定，但职卑权小，只有上条陈、奏议，查阅具奏之责，光绪帝抛开朝野实力派主持变法，加上翁同龢罢职，更加孤立，变法大政终于被洋务派操纵，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大多推行洋务派的路线。维新派无权，才识亦不足，洋务派朝中势力削弱，地方势力逍遥观望，于是由“变法”引发的帝党、后党之争激烈展开，百日维新也纳入帝、后两党争斗的轨道。这就是百日维新期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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