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应“敦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8)；各地新学校，则“请各教士兼管”(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7)。在论及中国人才不兴时，传教士除把原因归之为八股制度的影响外，还强调了“教化”问题，所谓“中国人才之不振，由于教化之不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接受基督“福音”(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8；P9)。这又反映出了传教士的侵略本性。
此外，传教士在军事、外交、法律、宗教、文化、妇女问题等方面也都提出了许多变法的主张，对中国的维新运动发展起了一定的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传教士在宣传变法思想的同时，也与维新派人士交往，参预维新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就已注意对中国士大夫施加影响，1887年，在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前身）创立伊始，创办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在其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就谈到，它创办的目的“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而特别以给中国士大夫阶层提供“西学”知识机会，以沟通同中国上层社会的联系。他明确地强调“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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