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后来由翁同和奏报皇帝御览，得到皇帝的批准”(苏慧廉：《李提摩太传》，P220——221。)。1896年2月24日，李与翁又见面，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论及宗教信仰自由及*改革”(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559)。李提摩太还与另一个帝党的重要人物孙家鼐有联系，孙曾向李三次提出，请李接任北京同文馆的总监之职(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557)。不仅如此，李提摩太甚至还得到光绪帝的赞赏，据说光绪经常与孙家鼐阅读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等书。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还批准了康有为等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并一再敦促李提摩太赴京任职。李提摩太等人与帝党官吏的交往，对于“帝党”与维新派联合是有推进作用的。
戊戌政变后。李提摩太也积极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讨挽救办法，并亲自到英国驻华使馆去见英国公使，希望能得到英国的出面干涉。随后，又帮助康有为逃离险地，梁启超后来曾致书李提摩太，对英国使馆和李救康有为出险表示感谢，说：“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并希望能继续得到英、美、日等国的帮助。在同一信中，梁启超还推荐康有为另一弟子汤觉顿为李提摩太的翻译(《戊戌变法》丛刊（一），P417。)。可见，传教士与维新派人物的交情是很深的。
毫无疑义，传教士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宣传变法思想、与维新派交往，参与维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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