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李提摩太接任同文书会督办后，更加重视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他曾经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官员中有四万四千多人可以作为同文书会争取的对象。他声称：“我们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也正如有人所言，“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P85，P12——13。)。
由于传教士们对开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因而，他们除了在舆论上宣传外，在实践上则加紧活动，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与维新派人士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传教士以《万国公报》和广学会为中心，向上层社会宣传西学知识，宣传变法思想，对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面谈到，维新派与传教士在宣传变法的一些主张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维新派人士不仅喜读《万国公报》的文章和广学会的书籍，而且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时常引用传教士的变法言论。震惊一时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等所提出的“变法”主张与传教士（特别是李提摩太）的主张几乎相同，难怪李提摩太非常吃惊，他说：“我惊奇地发现，他（指康有为）把我以前所做的各项建议，几乎全都缩写在这篇文章里（指公车上书），我们的见解如此相同”(苏慧廉：《李提摩太传》，P219。)。据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一系列的宣传变法的文章也都时有“剽窃”《万国公报》传教士文章，因未注明出处，也曾引得传教士不满。谭嗣同的哲学著作《仁学》和《以太说》论文中所引用的“以太”概念，就是源于傅兰雅的译著《治心免病法》。在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中，时常可见西方基督教的影响。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过：“当君与余之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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