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了广东康梁研究会,作为戊戌维新研究的群众学术组织,在培养学术梯队、筹集研究经费、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出版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而推动了戊戌维新研究向纵深的发展。这表现在:
(1)在研究的宗旨上,已逐渐摆脱了“立足于批”的旧做法,树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把戊戌维新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审视,注意维新派的主张和思想比他们的前辈为历史提供的新内容,不以现代*标准苟求古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判继承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2)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见解,反映了新时代的一种创新意识。例如,许多论著引经据典论证了改良、改革与改良主义的不同,肯定戊戌维新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而不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运动,它的指导思想不是传统的今文经学,而是从西方寻找来的进化论学说,在形体上不独采取“托古改制”而且采取“仿洋改制”;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它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首次尝试。
(3)在史料发掘、史籍辨伪、史实考证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找到了康有为戊戌变法期间奏稿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以及《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诸书的进呈本,这对研究维新派的*纲领、世界意识以及他们对各国改革经验教训的借鉴程度,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可以纠正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的篡改成分,恢复历史的真相,避免了以讹传讹的弊端。孔样吉穷数年之功力,检阅了大量的清官档案资料,钩沉辑佚,辨误订谬,著成《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二书,发掘了维新运动的新史料,订正了有关这一运动的许多讹误,提出了许多不同凡响的新见解,进而从史料的突破导致了研究的突破,打开了戊戌维新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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