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他认为波兰国王对守旧派因循迁就，“新旧并用”，因而“不能上下一气”(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他说，“以波兰王之明，决意变法，可谓贤主，而内制于大臣，外胁于强邻，因循不早计，遂至于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古今寡有之酷毒”(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
康有为非常强调主持变法之人必须有勇气、有魄力，敢于冲破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才能将新法推行下去。他将俄国彼得大帝的锐志改革同波兰国王的优柔寡断作了一番比较，指出：“观俄彼得之所以强，观波兰之所以亡，其欲变、知变也同，而兴亡迥异，岂有他哉？变法之勇与不勇异耳”(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他认为波兰国王没有勇气与守旧大臣决裂，步步退让，对维新志士又“不能专用之以变法”(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一切政务，仍出诸老大臣，故阴为阻抑”(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致使国家社稷土崩瓦解，虽发奋慷慨、欲图恢复而不能。康有为无限感慨地说：“每考波兰事而流涕太息也。谨编其略以待鉴观焉”(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
康有为的这些按语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对光绪确实起到了震聋发□的作用。光绪从康有为的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启迪，增加了不少勇气。他“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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