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改宪法而图维新，鉴于旧法已不可再用，非采万国之良法，重新设局另行草定新法不可。

　　二曰：任客卿以办新政。因为“百官不知外国之故，又乏学问”因此，必须聘请外国*家来指导新政。其具体做法是“每衙门派一人，以为谘访”，但“恐其窃位”因而“不授以实官”。

　　三曰：拔通才以济时艰。老臣的泄沓守旧，导致了国家的懦弱不振，要推行新政，就应该“尽拔天下通才，不拘资格，授以事任。”

　　四曰：设经济以理财政。选“少年能任事之人以总之”，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农工商业。

　　五曰：变衣服以易人心。由于“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因此须将衣着尽行改换。(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

　　应该指出的是：康有为所开列的这几条措施，并非完全是波兰改革家们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其中大多是康有为从中国的变法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以表达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维新派的心声。从波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波兰社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危机。以胡果·科旺泰（1750——1812）、斯坦尼斯瓦夫·斯塔西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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