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国内*环境，人们不便直驳“上谕”，但借题发挥的办法是有的，何况各种报刊日见其多，舆论已非清朝当局所可独控。严复在《外交报》上，发表《论教育书》，可算当时批判“中体西用”论的最佳代表作。这篇文章以批评《外交报》提出的“文明排外论”为由，发表议论道：“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国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自合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论教育书》，《外交报》1902年第9、10期，以下凡引该文不另注。)这种议论似乎隐约地透露出严复对外国侵略势力认识之不足，但是他立论的主旨是在强调“相勖于文明”之重要，反对一切阻碍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排外成见。正因为这样，他才借着有人主张新办学堂应以汉文讲授西学这件事，对于“中体西用”论大张挞伐。他指出流行很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西艺为末”、“主于中学以西学辅所不足”之类的说法，正是贻害于中国长进之机，使学堂毫无成效的一大缘由。

　　严复对于那个流行即久、成为官方舆论基调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条剖缕析，痛加针砭。他指出，第一，“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牛有牛的体和用，马有马的体和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同理，西学有西学的体和用，中学有中学的体和用，“中体西用”就等于“牛体马用”，不但文义违舛，更是无法实行的事。第二，说“西政为本”，“西艺为末”，同样不通。如果“以科学为西艺”，那么，正是证明“西艺为西政之本”；如果“西艺”是指的实用技术，那么，“西艺”和“西政”都是出自科学这个“本”，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左右手一样，不能“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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