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三条似乎是侧重在逻辑上和学理上的分析，事实上严复要着重表达的意图已婉转地寓于其中，这就是在说：必须破除以“中体西用”为由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设置的种种障碍，让人们放手去汲取西学中一切于我有用的知识。所以他才说：“总而论之，今日所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当然，严格说来，牛体马用一类的比喻，用之于解释文化现象，是有很大的漏洞的。照此推论下去，岂不等于是说中西文化问题，只能或者是“中体中用”或者是“西体西用”了吗？岂不是说中西文化之间，绝对无法交流、无法融会了吗？严复的议论很容易引起人们怀疑，怀疑他是在提倡“西体西用”。不知道严复是否觉察到了他的议论中存在着这样的漏洞，但他的确特意声明过，他并不是主张“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相反地他认为如果把自己民族累世积累淘汰所得的文化遗产都弃之不顾，那只会使得“民之特色亡”，结果所谓新者也会“从以不固”。于是，严复提出了一种颇具气概的主张，叫作：“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这个口号，显然比康有为所主张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更为积极。严复承认要做到“统新旧”“苞中外”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认为也有一种可以遵循的“一言以蔽之”的“要道”，这“要道”就是：“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和当时知识界的先进人士一样，严复认为，“三者之中，犹以愈愚为最急。”借此，他发了一通惊世骇俗的谠论：

　　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陆沉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

　　严复以理直气壮的态度，大大发挥了洋务运动以来开明人士“不耻师学”的精神。他大声疾呼，苟不利“保国全种”，管他什么父祖君亲，一概应当抛弃；苟有利于“保国全种”，管他什么夷狄禽兽，一概应当师从。在当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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