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来了，这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就是一大贡献，——尽管它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了，解决得好。因此可以说，就文化观念的传承和学理逻辑的衍化而言，本质上正确的“会通中西”文化观，恰好是由本质上错误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启导出来的。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如何处理好固有文化和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这始终是近代以来的最重大的文化问题。这是一个如何使来自国外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适应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问题，这是一个如何从中国所具的社会文化的既有国情出发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问题，这是一个如何使两种文化会通、结合、融和，并从而构成一种新型的文化统一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极为复杂，解决起来当然是十分困难的；即使花上整整几代人的努力，恐怕也难以达到功德圆满的境地。“中体西用”文化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学理价值，也只能放到这个漫无止境的文化交流进程中，予以评估。
自从“中体西用”文化观问世以来，中西文化如何结合融会，始终是一个不断困扰着人们认识、不断引出分歧激起争执的文化讨论的热点。直到将近过了一个半世纪的今天，文化观念上的纠葛依然没有完全解决，意见远未取得统一。看来一百多年以前开始的中西文化观念的探讨和论争，仍要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延续下去。不过，令人乐观的是，历史证明正是在这样的似乎永无休止的探讨和争论中，中国文化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文化认识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固然文化观念的发展，还看不到尽头，但可以肯定的是，吸收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为我所用，已成为现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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