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果酒以便详查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注：《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346页。）慈禧太后是否亲自在“帘内”监视，在宫中档案中尚找不到证据，但太后密切关注这次觐见却无可怀疑。有人认为伊藤来访正是太后发难的借口。苏继祖说：“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又写道：“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2页。）
慈禧太后初四日匆忙回宫，切近的目的是监视伊藤觐见，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准备训政。郑孝胥八月初五日《日记》对此有所反映，说：“返馆，幼陵（严复）、暾谷（林旭）皆来。暾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又言，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又以说荣禄。余惊曰：‘此事急矣。康有为已去，张荫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众谤，则或可免祸耳。’”（注：中国历史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第681页、第682页，中华书局，1993年。）这则日记非常重要，它是现在所见史料中唯一一条在政变之前记录了即将发生政变的种种迹象的，并将杨崇伊请训政、太后严密控制新章京、光绪帝甚危三者联系起来，说明训政必然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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