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不过一小小御史，他的一道密折竟能引发如此重大的变局，这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

    其实慈禧太后早有训政之意。政变之后，荣禄曾告诉盛宣怀，在政变前，他有一次随侍太后看宫内扎花，太后问他“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他答以“太后不独扎花好”，太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荣禄由此窥测太后的内心，他对盛宣怀说：“此语已见不甘寂寞为退院僧也。”（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戊戌七月底、八月初，不断有守旧大员请训政，太后知道时机已到，但她还要等有人奏请才采取行动，以表明她的行动是舆论所要求的。

    慈禧太后虽然专擅，但表面上她是很重视“舆情”的，她的重大行动无不是经人奏请才采取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她的垂帘史，看她是怎样利用舆情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1861年9月12日）大学士周祖培的门人董元醇御史上一道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九月二十八日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两宫太后借皇帝名义于贾桢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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