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页。）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拒和、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连徐桐这样的守旧人物，也奏请张之洞来京主持改革。当时在京且熟悉官场风气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曾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注：《戊戌变法》（四）第217页。）可见，甲午战后，国内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变法浪潮。
一向以富强为要务的洋务派战后也表现得十分活跃。虽然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一败涂地，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因战败主和成为众矢之的，一时不再为清廷所倚重，但整体而言，洋务派并未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是影响朝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积极提出新的洋务建议。《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光绪皇帝发布了两道谕旨，要求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注：《德宗实录》卷366。）于是，洋务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五月，新疆巡抚陶模上折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顺天府尹胡燏芬上疏言变法自强十事；钦差大臣刘坤一上《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提出练兵、筑路、设厂、兴学、举办商政、工政等项措施；八月，陶模又一次上折，陈说时务，主张变法。此后有关变法的条陈和奏折也络绎不绝。
不仅老洋务派频繁亮相，新洋务派也在生成，洋务派的队伍在甲午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战败的刺激，转变了不少人对洋务的认识，由不感兴趣乃至抵拒变为理解、接受、提倡。这一点，唐才常曾有过评说：“自吴中丞狼狈牛庄而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浚其知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一洗从前迂骄之气，雍雍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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