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表明，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增加；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有了新的内容。这一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为了凸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大谈维新思潮，大讲维新派的活动，似乎戊戌仅有维新思潮，变法仅是维新派所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维新派有几人？以维新派主张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又有几家？在甲午战后兴起的改革思潮中，洋务思潮是重要的一个层次，它与维新思潮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戊戌思潮”，二者虽有差异，但因方向趋同，能相互呼应，相互鼓荡，为变法营造了社会氛围。同样，洋务派也是与维新派颇为接近的过渡性集团，因而能与维新派合作，推进变法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新的兴起，洋务派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何以维新派能颖秀超群，使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而非洋务的继续？圆满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只能概要指出三点：其一，甲午战败，使人对只变事、不变法的洋务模式产生严重的怀疑，体制变法已是人心所向，维新派紧紧抓住这一点，宣传大变、全变，以变法统率变事，从而先声夺人，执舆论之牛耳。其二，维新派以激进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使自己区别于洋务派。一般说来，在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激进派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人们也惯于从激进派的主张来概括运动，尽管这些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没有落实或很少落实。其三，维新派是政坛新秀。新秀比老面孔有吸引力，人们也寄以较多的希望。如此几点，使维新派能迅速凸显于政坛，叱吒风云，将各种改革主张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因此而认定仅仅是维新派单枪匹马地变法，则是片面的认识，有悖历史真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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