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照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注：《戊戌变法》（一）第303页。）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与，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这些活动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声势，集中了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参与支持，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除了支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外，洋务派自己也积极进行改革变法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洋务”味道更浓一些，多集中在实业与教育上。如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并经办芦汉铁路；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兴办储才学堂、铁路学堂，在武汉创办武备、农务、工艺诸学堂等。这些活动虽属“变事”的范围，但与“变法”并不矛盾，因而与维新派的活动连为一体，相互呼应，是维新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洋务派虽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们毕竟与维新派不是一个*集团，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论学的不同。康有为先后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前者指斥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后者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康有为来说，固然是布衣变法，事大骇人，所以拉大旗作虎皮，但由于其“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注：《戊戌变法》（一）第436页。）学术上不能立足而效果适得其反。饱读儒家经典的洋务派当然不买康的帐，指斥批评自在意中，进而疑康“心术不正”。张之洞多次劝康、梁放弃孔子改制之说，并对《湘学报》刊登素王改制之说加以干涉。其次，改革的*诉求不同。维新派强调变法须大变、全变，主张实行民权，最终实现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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