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不但洋务派的队伍有所增加，洋务思潮进一步高涨，洋务思潮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注：《戊戌变法》（二），第438页。）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甲午战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他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八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对待西方*，洋务派在战后也突破了旧有的认识，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的国会制度，洋务派也不是全然否定，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中国只是暂时无法实行，“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戊戌变法》（三）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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