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1957年版，第90页。）它出版后，不胫而走，广为传诵，使国内不少人读后有了清楚的认识，“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台北文星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页。），于是推崇、归心孙中山者日众，“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产生过颇大的积极影响。有一学者为文，甚至认为该书的“刊行，终于完成了建立民国之大业。”（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第235页。）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该书有着巨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此书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与同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起列为*。
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为孙中山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被加以研究和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国史中，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孙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包括生平、事业及经济、*、哲学、社会、军事、法律、文教等思想）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文章860多篇（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孙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孙中山著作及研究书目资料索引》（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979年编印）。凡一书数版者，均不重复计算。）。
当时的孙中山研究，大体可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16年为初始阶段，后段22年为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互有异同，先后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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